麻将，字牌是谁发明的？
麻将的由来众说纷纭，其实它是我国明代杰出航海家郑和在航海 之中的一大发明。郑和为何发明麻将呢？这与他航海大有关系。明宣 德年间，郑和为了能给常年累月航海的船员开解海上生活中的无聊， 在船上设计出了一种竹牌游戏，故后来麻将也有竹牌之称。 观麻将中的一些牌名，还真的与航海有关。如：风向是出海航运 最关心的大事，所以，郑和设计的这竹牌游戏即以“东、南、西、北” 风4张牌为始。当船靠岸时必须抛锚系绳索，为此，在麻将中又设计了 一至九条（索）的牌名。出海航行，淡水是必不可少的，而其时装水 的器具为竹筒，在船上一直要排上九行，于是便在麻将中有了一至九 筒的名目。麻将中的九张万字牌是缘于出海之前，朝廷按照级别拨发 给每个船员一至九万串的铜钱。“春、夏、秋、冬”四张“花”牌则 是代表一年四个季度的区分与变化。 这是一个问了很久的问题，众说纷纭，难定一是，而据李长庆先生考证，麻将是郑和发明的，是说言之凿凿，言之有理，不妨奉作谈资，以鬻读者。 郑和，明代云南昆阳人，世称三保太监。公元1405年――1433年二十八年间，先后七次奉旨率船队出使西洋，行程十万余里，最远到达东非，即现在的索马甲、肯尼亚，史称“郑和七下西洋”。那时，率大规模的般队远航，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论，非皇家而不能为也。郑和实乃中国海上国际贸易的“祖师爷”。 发明都是应需要而产生的。 那时航海，船无动力，全凭风力。无风或风不顺，只得停泊。出一次海，难免累月经年，水手们枯燥无聊，难以度日，于是郑和就设计了一种叫“竹牌”的游戏，以此打发水手们的休闲时光。 “竹牌”的设计皆与航海有关。 既然行船靠风，风就成了出海者最关心的事情，于是竹牌就以“东、南、西、北”风为始。老式麻将是很看重“风” 的，定座位是要用四风来“扳庄”。一风一圈，四圈打完，又得重“扳”。一般四圈为限，取其四面来风吉祥之意。 有了风就要行船，行船摸的第一件物什、乃至整个航行中必不可缺、张帆、落帆、解锚、系锚等用得最多的是绳索，所以竹牌就中有一至九条“索子”。大的绳子或链条称为“索子”，故有缆之称。今人多称“条子”。是直观的形象叫法，已失去本意。 海上航行必不可少的是淡水，当时取用方便的盛具是木桶与竹筒，常在船舱内排列或悬挂成行，于是牌中就有一至九“筒”。 出海是官派，主劳力出海了，妻儿老小昨办？况且到了海外，不可丢了“大明威仪”的格，水手们上岸后总得几个钱使，供喝酒、吃饭、购物之用，于是皇家按级别发给一至九万铜钱，作安家、差旅之费用，牌中也就有了“万”字。 需要说明的是，“条筒万”中的1―9，并非实物的确数。而是为了游戏需要设计的。 皇家做大生意，水手们手中有钱，不妨采购点异域之奇物，做点小生意。购物时选“中”了，就能“发财”，不“中”就可能洗“白”，于是又有了“中、发、白”三张牌。 那时尽管有了农历，可记日期，但出海者关心的是季节，于是又添了“春、夏、秋、冬”四张花牌。 “麻将”之名，从何而来，无可考证。笔者不妨臆说，主牌中的“条、筒、万”，刚好是108张，正好与脍炙人口《水浒》中的108“将”的数目相符，可能产生了“将”字之念，加上东南西北风，春夏秋冬，中发白等麻杂杂的“将”，桌上环列为方阵，因此称为“麻将”。“麻将”者，密密麻麻之诸将也。这比“竹牌、纸牌”、”骨牌”等以材质取名要有韵味得多。如以材质取名，当代就应叫“塑料牌”了。当初之所以以竹制牌，盖因船上竹木较多，以竹牌制作较易。 “麻将”发明于明代，清代时在沿海流行。民国时期供上流富有人家享用，其后进入寻常人家，同时传至东南亚。目前，日本、韩国均盛行，乃至通都大邑皆辟有麻将馆，大的可供数百人同时娱乐。近悉已传至南非，全球的华人界自不必论了。据悉，美国人的麻将，条、筒、万不变，只是将东、南、西、北风改为四方位的四个大城市而已。 过去，这打麻将视为赌博，亦尝禁过。但去年有关部门宣布麻将作为竞技项目，亦算正了名。麻坛将士可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老翁老妪皆可上阵，一博技艺，该项目肯定拥有全球最多的“运动员”。倘顷巢而出，真洋洋大观也，任何一个项目都将深愧费如。
楚文化的发展经历哪四个阶段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於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於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於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著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著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补充一点文明方面的。自古大河都是孕育文明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150万年前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西候度猿人；100万年前的兰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出现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出现晚期智人。 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
【黄河文明】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据文献记载，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出现了城郭、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邦国文明，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 原八方遗址 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望尘莫及，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老丘，商都亳、J、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郑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河图”、“洛书”和“易经”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第三，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长江文明】
长江，横贯中华大地，日夜奔腾不息，迄今大约有两亿多岁了。它同黄河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长江流域劳动生息，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左右的历史，是长江流域人类活动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明。考古学家在长江上下游，还发现不少地方仍留下中华民族童年的遗迹。如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就有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湖北“长阳人”的化石和石器。这些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遗迹，距今亦有十几万年至一万多年了。70年代发现的江西清江美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商代遗址，证实了这里至少在3000年以前已经发展了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文化。在距今4000至600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人已经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创造出较高水平的原始社会文化。
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样有许多文化遗址。诸如，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的良诸文化等。南宋以后，长江流域更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长江、数千年来以自己甘美的乳汁孕育了无数杰出的英才，陶冶了许许多多各领风骚的文坛巨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尽了风流。春秋时期的庄周和屈原，他们都是荆楚文化的肥沃土壤培育出来的。庄周的《庄子》和屈原的《离骚》合称“庄骚”，开创了南方文化浪漫主义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宋时的苏轼，等等，也都是长江造就出来的。李白一生的足迹遍及长江上、中、下游，他一生写下了苦干首歌咏长江景色的佳作，如：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长江流域又是历代宗教昌盛的地区。历代兴建的庙宇建筑和佛像雕塑，遍及大江上下，云南鸡足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山，则是道教圣地。金璧辉煌的寺观，重檐飞阁的殿宇，高耸于巍峨秀丽的高山峻岭之上，古木林海之间。下游地区的寺院也很多。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描述了六朝古都南京地区寺院之盛：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代兴建的寺庙，几经兴衰，至今仍保留一部分。近年来，有的经过重修，焕然一新，苏州的寒山寺，杭州的灵隐寺，装金彩塑的大佛，依然展现它昔日的风姿。唐代修凿的中国最大的石佛――四川乐山大佛，迄今依然，端坐在临江的凌云山上。
辽阔的长江流域，资源极为丰富，物华天宝，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这里地形多种多样，有高山，有丘陵，亦有平原和湖泊。流域内有3.7亿亩肥沃的耕地，占全国总耕地的1/4。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40％，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赞誉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两湖地区是“渔米之乡”，太湖地区是“人间天堂”。
长江广阔的江河湖沼水面是中国的天然鱼仓，这里的淡水鱼产量占全国2/3。流域内地下宝藏丰富，种类很多，品位又高，如：铜、铝、锌、锑、钨、钴、锡、磷、铁、锰、铅、煤、石油、井盐……应有尽有。大江上下，还有许多重要工业基地和美丽城市。长江像一根银线串珍珠，把干支流上几十个名城重镇，紧密连结在一起。今日长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和重庆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区为依托，横贯东西带动南北，正在形成为中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先进行列的战略基地。
万里长江，壮丽富饶。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长江流域也记载了许多苦难的历史。
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长江也曾给沿岸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据记载，从汉代至清代2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共发生较大洪灾200多次，平均年10年一次，中小洪灾则难以数计。到了近代，增加到3～5年一次。国民党统治期间，几乎年年闹灾。1931年大水，武汉市区行船百日，江汉平原14.5万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夺去了14.2万人生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专门治理长江流域的管理机构和流域各省、市、自治区的水利部门，大力兴修水利，开始了亿万人民征服长江的新纪元。
一、发达的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
环顾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麦、大麦种植和绵羊、山羊的伺养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亚的以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影响，分别在尼罗河和印度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为主的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那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后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文明）发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在野生阶段就采集食用），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这就区别于薯芋等的栽培。至于薯芋的栽培问题，在考古学上很难证明，完全是一个设想，而且无法储藏，也看不出对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影响。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力要有认识，对水温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谷类的生长期，一年一个轮回，它的周期起码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使文化本身复杂化。有积攒，有经验的积累；同时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较大的集体，单个人很难去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定居。所以，我们看到农业村落远远比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积厚得多，也就是稳定得多。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稳定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会不断交流经验，加速了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加速了文化的发展。所以，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类作物农业（不是一般的种植的农业）为基础产生了几个古代文明。这种说法是好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总结出来的。
现在的谷类作物里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小麦，一种是大米。在大米这种谷类作物农业的基础上产生过文明吗？过去是问号，要寻求答案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现在是全世界稻米产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在长江流域有没有自身产生文明的土壤？还是说只有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长江流域，或者说影响到长江流域，之后才产生了文明？这是摆在考古学者，历史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前些年在长江流域很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发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国文明发展时，不能仅仅是中原中心论，这个文明的发生，如果从多源的角度来考虑，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个多源里，当然包括长江流域。我个人觉得，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同旱地农业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更差。因为稻作农业，基本上是水田农业。水田农业要求把田块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没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农业地不平也可以种植。水田则不行，而且搞平田块后还得在周围筑田埂，用来关水，水不流掉，天旱时，还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涝时，还得想法排水，还得有排灌系统。由于水田必须要有灌溉，这种灌溉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块旱地，种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减得很快。所以就必须轮种。《诗经》里不是讲到“⑿隆㈩础甭穑恳种郑裨虿吭蛞档汀６铮そ饔虻乃铮至思盖辏衷诨狗浅８卟∑皆菏康昧舜蠼保簿褪窃谡饪橥寥郎献龀隼吹模一鼓懿欢系母卟Ｓ捎谑钦庋飧雠┨铮度肓四敲炊嗳肆Γ┟褚话悴换崆嵋咨崛ァＫ裕锱┮档呐┟瘢庸潭ㄔ谕恋厣希褪俏榷ㄐ愿蟆５比徊慌懦幸恍┪幕系慕涣鳌Ｕ庋欣谖幕幕邸Ｓ捎诙酝恋氐募庸ぃ枰泳浮Ｕ庋脱梢恢炙匮 ，就是使这些农人注意精耕细作，事情搞得很细。这种素养带到一些手工业上，就会使一些手工业制品做得非常精巧。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他们制做的陶器、玉器与北方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样，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窑也很大，很有气派，但质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制做精巧。几千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水土有关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一种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稻作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它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产生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些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许多遗存，大家都很关注，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候，都提到这些文化，这些文化中并没有青铜器，只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造玉器、丝绸等。
但谁也不否认，它是在走向文明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只不过是对它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了，还是只走到文明的门槛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稻作农业是可以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文明的。
二 长江流域发生文明的三个中心
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长江中游，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从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万多年前就有稻作农业的萌芽了，后来到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经过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这些文化构成一个系统，以后的楚文化与这些文化暂时连不上，中间有缺环。但是它的深层的背景，还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从中原或是从其它地方过去的，但做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应当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二是长江下游。这里从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发展系统非常清楚。至于马家滨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从这些文化看来，已构成一个系统。以后发展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不管受别的地区的影响多大，也应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间还有缺环。以后发展到吴越文化。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也很清楚，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发展中心，以后成为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是四川一带，过去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宝墩村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发现，知道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的很高了。接着产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后就是巴蜀文化。所以，这个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这几个系统的文化，是不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传过去的呢？完全看不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有影响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文化中心和这几个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立的，不是从外面传过去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也产过原生文明 。但这几个中心之间也还有些亚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带，跟长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样，跟长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区比，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认为它们是亚中心。这样，在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但这些文明中心，我们怎么看，它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对来讲叫黄河文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些年，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过去张光直用一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我觉得他们都很贴切地概括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态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有56个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统一的这么个民族、这么个文化吗？
那么，我为什么不同意叫长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长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个可以概括出长江文明有哪几个特点，它与黄河文明或别的文明有什么不同。我们比较一下。如长江下游地区几个早期的文化吧，马家滨、崧泽、良渚文化也好，与长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当然有不少关系，但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远不如它与山东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密切。至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与成都平原地区的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的关系，也远不如这些文化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密切。所以，这样划一个圈，将关系不密切的划在一个整体，而将关系密切的又划开，显然说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存在长江文明这个概念。只有长江地区的文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长江流域的多个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又是一个整体，就是多元一体。这个整体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我们讲商周时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说良渚很发达吗？中国早期的玉器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红山文化，一个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没良渚文化发达）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在黄河流域，山东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区很少有玉器。尽管是究竟怎么受良渚文化影响的，路线不清，时间也不衔接，但良渚的玉器对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又比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雷纹、饕餮纹，这些纹饰，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中，基本不见。还有中国文明中的丝绸，在长江流域发生最早，也最发达，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蚕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发现了绢片，也发现了丝带。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实有许多丝织品随葬。但是采集不起来了。所以丝绸也是长江流域的下游最发达。中国又是瓷国。瓷器在哪里最先发生呢？还是长江流域，因为与瓷器关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长江流域发生的。然后，最早的所谓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长江流域发生。到现在，中国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窑也在长江流域。
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发现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许多漂亮漆器（现在没有修复起来），这都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里面，最早出现的闪耀着文明光芒的物质文化遗存，最早发生在长江流域。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
所以，讲中国早期文明，不能只讲黄河流域，只讲中原文明，至少还要讲到长江。割裂开来说长江文明、黄河文明都讲不通，两者是多元而又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流域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道理，现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赞先生就这样认为。商周文化中，鼎鬲两种器物占重要地位，我们从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发现在黄河流域，鼎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当然商周的扩张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去的，长江流域成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后来成为商周的礼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东西，反而成为一般的生活用器。这样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文化。原来有鬲的地方有的无鼎或少有，原来有鼎的地方基本上无鬲，到商周时合流了，成为一种鼎鬲文化。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国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体或一统的过程。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
世界第三大河
中国第一大河
黄河中国第二长河
中国第三大河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