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回答，谢谢！我们都是国家的公民，土地之内都是国家的土地，只能是按照合同法使用保管期限之内界限制种植生产方式，征地是所在地，国家，政府其它的企业单位等征收，但是必定有国家管理层次不一样的，归类挡次，进行补贴性，具有保障到位，确定实亩而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多钱，可能征地过后，国家还有另外的享受政策待于，讲起征地，我们想就想不到？那是机会，也是机运气，所以农民却是这样想征地，我巴东县穷山区是一辈子无条件享受征地，怎么不放心呢？好极了，但是征地的费钱应该合适合理安排使用。
朱元璋的子孙为何会被李自成和清朝屠杀殆尽？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却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着超高的待遇，这些皇子皇孙们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地位高崇，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朱元璋为了让子孙们能生活富裕，不惜恢复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这些藩王拥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纳税且世代相袭。即便如此，朱元璋还生怕后代们过于劳累，专门规定，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孙，从此以后就不能出门做事，从十岁起就由官府发放俸禄，结婚时朝廷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朝廷报销丧葬费用，可谓是从生到死，都被朱元璋安排的妥妥当当。
由于朱元璋的宠溺，这些藩王们有钱有兵超脱于官府，很快成为了大明朝最不稳定的因素。“靖难之役”后，朱棣以自身为鉴，剥夺了藩王的军权，加强对宗藩的监视和控制。经过几代皇帝的完善，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藩禁”制度。这些制度对藩王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宗室们不能为官，不能参政，更不能拥兵。到了明代中后期，连宗室经商也被禁止了，藩王之间不得见面，出城居然要向皇帝请假。在这样的制度下，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软禁的囚徒，当然，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无所事事饱食终日，在没有手机游戏又绝对禁止工作的情况之下，唯一的娱乐方式也就是生孩子了。
因为“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很快有聪明的藩王发现，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生一个郡王就有禄米贰千石，生个镇国将军也有米一千石，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增收增产，明朝的这些皇族们鞠躬尽瘁，拼命的招妻纳妾，苦苦耕种，有天赋异禀者子女竟多达百人之多。正德年间，山西庆王因子孙过多导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数，只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此事轰动朝野，为了防止宗室人炸，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们的娶妻数量，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超过4人,将军不超过3人,中尉不得超过两人。这才稍稍减缓了藩王们的增长数量，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后代们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吓人的，到明末为止，朱元璋子孙已达二十万之多。
皇子皇孙们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因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后期为止，国家的土地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兼并到这些藩王手中了，据清史记载，大清入关之后收缴大量明代藩王的遗留田产，仅湖南、湖北、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万亩之多。这些王府占据良田，不需要交税，还要从地方财政中领取俸禄，让地方的财政不堪重负。像山西的那位生育冠军庆王，因生的郡王和将军过多，出现了倾山西全年税粮也不够发放藩王俸禄的奇观。这让大臣呼吁，再过数十年，很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情况。头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万历年间，朝廷实行宗藩禄银定额化，给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在此之后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俸禄的总数不变，才稍稍缓解了藩王俸禄对大明财政的巨额消耗。
仅仅是财政供养，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因为藩王们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自己特权，在地方横行不法，对当地百姓甚至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有明一代，朝廷对藩王造反是严防死守，但对藩王们恣行威福，夺占民田，欺辱官吏，强抢民女这些破事却特别宽容，让他们引起民愤反而让朝廷感到安心。
大同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当众殴打知县；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官家，居然敢出手殴打朝廷布政史刘望之；伊王朱典楧扩建王宫，只要划入王宫范围，就会被强拆赶走，当时朝廷命官郎中陈大壮不从，被他派无赖与陈大壮同起同卧，一日三餐，夺而食之，活活饿死，因为享受司法特权，官府对这些大爷们也是无可奈何。对官员尚且如此，那么百姓在这些人眼中，更是连草芥都算不上。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只要王府领地有姿色稍微出众的女子路过，就会掠入与淫，有幼女反抗，随即大怒，把幼女扔去喂老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伊王朱典楧更是敢关闭洛阳城门，挨家搜索美女700多人，复选后留下九十来，剩下叫各家出钱赎回，家贫五千可赎者就赏给底下家丁，之后再喂野兽，因民愤太大，嘉靖只好把他圈禁，这人渣还活了七十多岁。
但报应总会来到，1627年，陕西、山西、河南诸地发生灾荒。颗粒无收，连草根都已经吃光，澄城的农民王二聚拢了上百饥民，杀官造反，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和巧取豪夺，藩王们却积累了如山的财富，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拥有半个河南省耕地和矿产，金钱百万，家中珠玉货赂山积.....
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按照祖制藩王们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些人简直就是为义军们量身定做的补给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以福王朱常洵为例，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对如此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崇祯十四年，闯王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逃至破庙，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很快被抓，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为所动，训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拖下重责四十大板后处死。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被农民军杀掉的亲王级别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韩王、代王、晋王等一十四位，占亲王数量的一半以上，至于郡王、将军这些杂鱼，更是多不胜数。仅山西一地，李自成杀掉的朱姓子孙就有万人之多。
明末义军如过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对这些朱氏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那就是斩尽杀绝。这也间接说明，这些藩王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百姓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义军们对藩王们毫不手软的清算吓坏了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们，学乖了的藩王学会了闻义军之风则仓皇逃窜，以楚地为例，长沙吉王、常德荣王、宝庆岷王等，“皆一闻贼至，望风而溃”。地方抵抗，藩王带头逃窜，对士气的影响极坏，这样朝中大臣忧心忡忡，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力陈地方藩王“闻警辄逃”是违背祖制，按明朝的规矩藩王是不能离开封地的，要求朝廷严惩逃跑藩王。由此，崇祯帝即对外逃宗藩切旨严责，哪怕义军杀上门来，也不准许藩王们外逃避贼，要求这些宗族们“固守城池，则众志成城，即以奠金汤矣！”
可怜的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又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明军一触即溃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农民军的来临。而明朝藩王因上进之路堵死，所以大多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帮倒忙为主。郏县一战，明军精锐尽失，为了防守西安，朝廷征调了五千川军协防，西北天寒地冻，南军未曾配发御寒的衣物，秦王朱存枢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将们劝秦王朱存枢捐点银两给川军添点御寒衣物，被秦王朱存枢一顿臭骂，川军义愤至极，开门投降李自成，朱存枢被活捉，家财都被充当了军资。而且这并不是孤例，以“善黄白冶化”而著称蜀王被要求捐钱助饷，自称“家无积蓄，只有王府一座，恳请卖掉助饷。”待张献忠兵临城下，才拿出大把金钱，可惜再无一人响应，遂成阶下囚；楚王朱华奎，被湖北地方官跪求助饷，以朱元璋所赐御椅拒绝，让地方官卖椅赏三军，士兵失望而回，农民军于是攻入武昌，得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这些藩王府库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士兵饿着肚子守城，还大多不肯捐资助饷，经常激起军队哗变。而农民军这些被俘虏的朱氏子孙，自然也不会有好印象，基本上被屠杀殆尽。
1644年，满清入关，为了收买人心，对前明宗室以招徕恩养为主。到五月为止，京师以及周边地区各漏网宗室，听闻新朝发钱米发官职，皆露头向清朝靠拢。但随着清朝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到顺治二年起，清朝对前明宗室的态度开始转向，对这些明朝宗室进行政治上的打压以及经济上的剥夺，不许前明宗室科考为官，并把他们田土收回。八月，清朝变本加厉，开始对这些宗室们进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发布：“故明诸王无论大小，皆赴京朝见。”到顺治三年又下令：“前明宗室献地投诚者免死，否则无论少长尽皆诛之！”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五年间，因不配合或反抗满清统治的前明宗室就有数万人被杀，郡王以上名号者五十人以上。与此同时，满清对投诚的宗室也罗织罪名，予以杀戮。顺治三年五月，清廷以在北京前明宗室“私造印绶，图谋不轨”为由，开启了对前明投诚宗室屠杀的序幕，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被杀；顺治五年，福王，晋王、璐王等又被杀害；与此同时，各地方也掀起了屠杀前明宗室，抄灭家产的运动，至此，明宗室数量锐减，地位更是沦落到连普通人也不如的地步，除了少数前明宗室还在坚持抗清外，大部分朱氏子孙开始隐名改姓，成为了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