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教育系统要积极作为，着力提升新常态下驾驭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并就新常态下教育如何深化改革、如何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势、如何提升校长专业素养、如何巩固提升教育质量、如何带好教师队伍、如何科学教育管理学生、如何加强校园安全、如何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等七个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独到的阐述。他要求与会校长、园长一要主动作为，积极适应，突破禁锢，引领上教育发展新常态；二要率先垂范，善谋务实，管理创新，加强学习，提升管理素质；三要树立信心，鼓足干劲，敢于突破，确保会同教育质量稳中求进；四要把制度建设作为加强作风建设和科学管理的重要任务，严守中央、省、市各项规定，保持底线，严把关口。最后，周汝谦用一位校长论文《用整个心做校长》中的一段话与参会校长、园长共勉：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默默地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把学校当成家来经营，把教师当成兄弟姐妹一样尊重爱护，把每一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培养呵护，这是一名好校长应追求的更高境界
新常态下地质环境形势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逐步成形，地质环境形势将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地质环境压力接近峰值，越来越多区域地质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其上限，倒逼地质环境管理升级，对地质环境调查提出更多新需求。
（一）地质环境变化驱动力增速减缓，地质环境压力接近峰值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城镇化、农业生产等地质环境变化驱动力将发生明显变化，高速增长的趋势将有所放缓。
1.能源资源需求增速放缓，资源开发动力有所减弱
图5-4 未来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预测
（据文献［22］）
对于能源，根据王金照预测，我国能源消耗增速将从2001～2010年的8.4%减缓到2011～2020年的4.5%左右，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在50×108t标煤左右；随着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煤炭消耗增速会放慢，2020年以后煤炭需求量会逐步下降，石油将持续增长，天然气与非化石能源将快速增长（图5–4）[22]。与煤炭比较，石油、天然气与非化石能源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要小得多。对于金属矿产资源，按照金属量计算，铁是需求量最大的金属，其需求量占金属总需求量的85%，其次是铝和铜，分别占7%和2%左右[23]。陈其慎等人研究认为，我国人均粗钢需求已进入峰值区，预计在2020年前后人均粗钢需求量将从目前的530～540kg降至500kg左右；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中国还要淘汰（1～1.5）×108t的过剩钢铁产能[24]。王安建等人预测，我国铜需求峰值将在2025年前后到来，峰值期铜需求将达到（1400～1600）×104t[25]。对于水资源，我国总用水量将继续维持小幅上升态势（图5–5），农业用水量在经历短期波动后会有所下降，工业用水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将逐步稳定并缓慢下降，生活用水将稳步增长，生态环境用水将会有所增加[26]。按照近十多年数据推算，地下水用水量占比将在18%～19%区间波动。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量占全国地下水开采量的35.6%，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地下水长期严重超采的区域[27]。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年均调水95×108m3，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问题将有所缓解。
图5-5 未来10年中国用水量预测
（据文献［26］）
2.工程建设后劲犹存，空间布局重心西移
在经历了长时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据邵挺研究，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在2000年前已分别达到峰值，未来10年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投资占比提升空间有限，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年均增长0.21%，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年均下降0.08%[28]。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差异巨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公路密度已经超过了跟其人口密度相似的发达经济体水平，铁路密度已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公路密度、铁路密度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我国东部地区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分别达到了2.5km/100km2和113.4km/100km2，与人口密度相似的韩国比较，公路密度已经超过韩国，而铁路密度接近韩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铁路密度、公路密度，与人口密度相似的英国、美国比较，尚有较大的差距（表5–1），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战略推动下，中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将快速发展。
3.城镇化速度放缓，质量提升成为主流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规划确定，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52.6%增加到2020年的60%左右。我国城镇化率将从2001～2011年间年均提高1.33%降至未来10年的年均提高1%左右，进入绝对速度快但加速度为负的阶段；2013～2023年，城镇常住人口将7.3亿人增长到9.2亿人，城市建设用地将从46781km2增长到65924km2[29]。规划明确：从2012年到202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从87.3%提升到9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84.8%提升到95%，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从8.7%增加到13%，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从2%增加到50%，城镇建成区绿地率从35.7%增加到38.9%，城镇发展将从以前的规模扩张为主转变为质量提升为主。在此期间，城镇住房年度需求接近峰值，区域结构出现分化（图5–6）。据预测，2014～2023年我国城镇住宅存量净增108×108m2，住宅新开工量峰值将在2015年之前到来，住宅施工与竣工高峰可能稍微靠后，住宅投资总体增速较过去将有明显下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大都市圈的人口聚集进程将延续，大都市圈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会继续上升[30]。
表5-1 2012年我国各区域铁路、公路密度与人口密度相当的发达国家比较
（资料来源：Canning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
图5-6 未来10年中国城镇人口与城镇新增住宅面积
（据文献［30］）
4.农业生产用地减少，提高效率需求凸显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用地面积逐步减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农用地从2003年的65706×104hm2减少到2008年的65687×104hm2，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19.14亿亩下降到2008年的18.26亿亩，农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例从2001年的57%下降到2008年的56%。随着城镇用地的增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基本趋势将保持下去，农业生产用地将会维持减少态势，预计未来10年农业用地占比将降至53%左右[31]。在此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和消费都将保持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增长更快，农产品供求总体偏紧，部分产品缺口较大；到2023年，预测全国粮食总需求量为70971×104t，比2012年增长13%；而全国粮食产量为61999×104t，比2012年增长6.5%，粮食供求关系趋紧[32]。农用地减少与农产品供求关系趋紧，意味着提高农用地利用效率和垦殖劣质土地需求将日益凸显。
（二）地质环境问题加剧，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
在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城镇化、农业生产等驱动下，区域地质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在越来越多的区域接近或达到了地质环境承载力的上限，地质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
1.地质环境污染继续漫延，严重威胁群众健康
图5-7 1990～2013年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近20多年来我国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总体呈增加的态势（图5–7）。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当前至2020年是我国污染物排放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未来5～10a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将全面到来，这一阶段大致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叠加处在最高点的“平台期”，多数污染物排放达到峰值后大致会进入稳定的下降通道[33]。污染物从排放到进入土壤和地下水中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由此可以判断，地质环境严重污染态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会继续漫延。目前，尚无法获知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全貌，只能粗略地描述其大体轮廓。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据《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呈较差级的占43.9%，水质呈极差级的占15.7%，主要超标组分为总硬度、铁、锰、溶解性总固体、三氮、硫酸盐、氟化物、氯化物等。由近年媒体披露的重大污染事件，可窥探地质环境污染形势的严峻程度。2014年4月，由于前些年被石油污染的地下水渗入自来水自流沟导致自来水苯超标事故，造成兰州市全城停止供水；8月，媒体披露内蒙古与宁夏化工企业长时间向腾格里沙漠腹地排泄污水，尽管事后24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即使远离人类活动区的偏僻区域亦可难逃污染；12月，广西大新县被迫启动生态移民计划，以解决由于2002年闭坑的铅锌矿区造成水、土、农作物污染而导致五山乡三合村村民健康严重受损问题。
2.地质灾害高发频发，防治成效初显
1949年以来，我国地质灾害发生频次随时间发生高低起伏的周期性变化，总体呈增加的趋势（图5–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地质灾害保持高发频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努力使人员伤亡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直接经济损失仍呈增加趋势（图5–9）。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及各地区所累积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以基础设施为例，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90年的1.19万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65万亿元（按2008年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9.4%；未来十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将继续增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将明显加快，预计年均增长7.5%和5.3%[28,34]。随着各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持续增长，单次地质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势必也会随之增加。据预测，未来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不可避免，气候变率增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35]；在汶川地震后，中国大陆可能将进入“一组新的幕式活动不清晰的、类似于1900～1955年的强震活跃时段”[36]。气候变化与地震活动的影响可能会加剧我国地质灾害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图5-8 1949～2002年中国重大地质灾害发生频次
图5-9 1990～2014年地质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与直接经济损失
（三）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倒逼地质环境管理升级
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要求加快推进地质环境精细化管理。
1.服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提升区域地质环境认知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呈现新动向和新趋势，区域发展战略内涵更加丰富：“四大板块”战略从顶层确定了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跨国、跨区域经济带深化了“四大板块”对内对外互联互通的内涵；重要经济区是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生态国土建设，对地质环境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服务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编制，要求加强水工环综合调查与编图，有针对性地编制地质环境单要素图件和综合性图件。服务水土资源开发、工程建设与城市管理，要求开展更大比例尺水工环综合调查，建立三维地质框架模型。服务地质环境问题防治与环境健康维护，要求加强地质环境问题专题调查研究，提出地质环境问题防治对策与解决方案。服务地质环境精细化管理，要求加强地质环境数据库与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地质环境变化预报预警。
2.服务自然资源用途管制，拓展地质环境传统领域
随着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相互交织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实行资源、环境和生态综合管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地质环境管理不仅涉及地下水环境、地质灾害、矿山环境等内容，还涉及土地（土壤）、水、矿产等地质资源，这就需要地质环境工作应打破传统的学科界线，将近地表圈层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探索。服务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管理，要求加强地质环境过程与生态、水文等过程耦合研究，以地球关键带为对象，基于以含水层、包气带、土壤为主体的三维地质框架建立地球关键带模拟模型，为解决交织在一起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提供定量化工具。与常规化石能源比较，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能源矿藏地质结构复杂、资源丰度低、开采难度大，开发利用环境隐患与风险大，环境监管要求高；与大宗矿产资源比较，三稀、锂、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开发历史短，污染风险大，环境监管难度大。为了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地质环境工作应比开发先行，查明非常规能源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开发的环境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些新的微量无机或有机化学物质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土壤与地下水中，地质环境工作应及时识别、探测引发环境健康的污染物，对有机污染物、化学合成物、稀土元素等致病污染物进行调查和监测。
3.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积极参与全球地质环境治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相互之间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影响不断加大。环境污染从资源消费国向资源生产国转移的趋势，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从矿产资源开发来看，发达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实际消费量大大高于金砖国家，而金砖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开采量则大于人均消费量，所以有研究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大量矿产资源而转移了本应由本国所承担的部分环境污染风险（图5–10）[37]。在获取国外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我国应尽力避免国外别有用心的人产生类似看法。“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打通我国获取国外能源资源的通道，在此过程中我国应该履行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我国不但要参与全球能源资源治理，而且要参与全球地质环境治理，承担起世界大国责任，分担国际公益事务，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参与全球地质环境治理，支持与助推参与全球能源资源治理。
图5-10 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开采量与人均实际消费量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