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粟家二兄弟
四年没回家，在终南山下，有一对“党员二兄弟”一直奋战在“第一隧”一线。哥哥粟政荣，35岁，退伍军人，依维克汽车司机；弟弟粟政洪31岁，也退伍军人，管道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大家亲切地称他们“党员二兄弟”。
中铁一局五公司家属院在宝鸡。“党员二兄弟”的父母亲都在宝鸡。哥哥上了工地，妻子和女儿都留在了宝鸡。
终南山离宝鸡不是很远，虽然开车，粟政荣与妻子和女儿平均3个月才能见上一次面，每次见面相聚的时间也仅仅是一个夜晚，都是借回宝鸡给单位办事在家里小住一个晚上。兄弟俩4个春节都是在工地度过。
最令记者震撼的是，弟弟粟政洪，2002年6月在儿子满月时，妻子带着孩子到南方打工，直至2006年6月时，他们一家人才首次团聚。
4年中，政洪每天给妻子打一次电话，夫妻俩靠电话维系感情。4年中，政洪每天给儿子打一次电话，给儿子说说话，最让政洪难受的是，儿子有很多次在电话里叫爸爸请假，爸爸不答应儿子，儿子不理爸爸。
4年后再见儿子，头一天，儿子面对这个陌生的爸爸，一声“爸爸”也叫不出口。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政洪的窗头有一个卡通娃娃形象的闹钟，采访中他始终抚摸着这个“娃娃”。哥哥说，这是弟弟特意请人进城给买的，在妻子与儿子离开工地以后。
哥哥说，隧道通车后，他最想说的话是：媳妇，老公回来了！妈妈，儿子回来了！女儿，爸爸回来了！
二、难圆婚礼梦
从秦岭1号铁路隧道建设，到“天下公路第一隧”建设，中铁一局在终南山下驻守了14年。14年中，许多职工为了这些重大工程建设，一再推迟婚期。在这次大会战中，就有3对新人领了结婚证，至今未能举行婚礼。
李雪峰家在农村。父母督促小伙子结婚。婚礼原本安排在2006年“五一”举行。其爱人李旭一在工地工程部工作。领导班子安排司机帮他们选购了新婚用品。但由于“五一”公司下达了“大干100天”的动员令，两人主动推迟了婚礼。
李雪峰与李旭一从恋爱到领证，至今已经3年多，小伙子至今没有见过岳父岳母的面。27岁的姑娘田晶娟原在中铁一局四公司工作。她在大学里与同学陈刚恋爱。小田和陈刚在双方父母督促下，领了结婚证，准备举行婚礼。工地天天在“抢工”，举行婚礼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
小田的外婆急了，对小田说：“婆求你了，婆把你叫婆都行，只要你回来让乡亲们把喜酒喝了！”小田的外婆已经86岁高龄，人几次要来工地“跪求”领导准假，搞得全家人都为老人操心。
在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工地，还有一对有情人也领了结婚证，却一再推迟婚期。他们是工程部部长马俊峰和长安姑娘刘慧妮。
三、多少艰险路
在秦岭终南山隧道采访的4天4夜里，是记者最难忘的一次艰苦采访。秦岭山区的气温比西安城里的气温平均要低3到5度，最低时要低9度，采访中，这里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寒冷景象。
不小心摸到了铁家伙，手就被沾在上面。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由于地热现象，隧道里平均气温在28度到38度。
中铁一局首家进入施工，在建设“第一实验段”时，洞里的气温最高时达51度。记者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极限工作温度”，恐怕只能用“火山温度”来比喻。
“第一隧”的建设者，即便是在大冬天里，也要光着身子在里面打眼放炮、装车运料而他们平均的工资仅仅1800元。记者在工地采访，受到的是“贵宾”待遇。有4点让记者难忘：这里买不到牙膏牙刷。在这里要解决方便问题得下楼穿过一个院子，下段小坡，到一个公共旱厕去解决。
有一天早上，突然“抢工”，早饭先让工人吃，到记者吃饭时，4个大男人，只剩下3个小馒头。工地的艰苦状况可想而知。记者在采访工嫂戴丽时，请她说出自己在“天下第一隧”通车后的三个心愿。戴丽说：“第一是见儿子。第二是见儿子。第三还是见儿子！”
四、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陕西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这项“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中，最年轻的指挥长才33岁，最年轻的总工程师才28岁。为了隧道早日建成，有3对领了结婚证的新人一再推迟婚礼，有位28岁职工4年没有和妻子、儿子见过一次面，有的职工12年没有逛过西安。
指挥长累得天天挂吊针, 年仅33岁就承担了“世界级”工程施工的指挥长他正躺在床上挂吊针，除了一脸的疲惫，这位被称为“少帅”的领军人物，看上去与常人无异, 少帅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节假日，劳累过度，瘦了10多斤。
前期施工，隧道里供氧不足，空气污浊，司军平每天在隧道里要工作10多个小时，患上了眩晕症。每天要打一瓶吊针。所有人员每天都要在洞里奋战12小时以上，经常饭刚吃了几口，来了任务，放下饭碗就上阵。
五、
针对“一地两师”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三年来，辽宁省投入援疆资金4.5亿元改扩建学校63所，建设教学和生活用房及运动场22万平方米；选派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学科骨干教师和学校管理干部876人赴辽宁省挂职培训；
选派370名全国模范教师、省优秀教师、省市骨干教师、省市学科带头人“送教进疆”；选派108名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在受援地长期支教，通过“一带三”“观摩课”“公开课”“听评课”等方式传授经验，使“一地两师”2.3万余名师生从中受益。
2016年，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一中学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人数突破10人，托里县第二中学1人被清华大学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
针对受援地高层次人才匮乏的实际情况，在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29所省属优质高校，安排落实了2215个汉语言、民语言、双语班对口支援定向招生计划，“十三五”期间又增加临床医学、城市规划等专业对口援疆招生计划60个，为“一地两师”储备了高层次实用型专业人才队伍。
“十三五”期间，辽宁省将投入教育援疆资金4.92亿元，助推“一地两师”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迅速改变新疆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的局面，国家先后从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广东、天津、上海等兄弟省市组织动员大批各行各业新疆急需的人才来疆工作，其中包括各级干部、复转军人、青壮年支边者、各类学校分配来疆的学生以及自愿献身边疆建设事业的各类人员，总数达百万之众。 内地省市人员支边西进大潮始于当时王震将军的一个提议。1950年春，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去信，提出“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参加支援新疆建设的请求，得到湖南的大力支持。由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在湖南一次招入8000名女青年进到新疆军营；不久，新疆军区又在山东等地招入了大批青年女兵。她们的到来既充实了部队，为驻疆部队官兵成家立业、扎根边疆作出了贡献，也由此拉开了内地省市大力支边的序幕。 其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给新疆以强力支持：在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的分配上，给新疆以特殊照顾，使一批批知识分子、大批复转军人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新疆各行各业；抽调了新疆急需的专业人才充实高校和科研队伍；号召动员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村青壮年充实新疆农业生产战线；整厂整建制的调迁一批工业企业进入新疆，如新疆七一棉纺厂、新疆低压电器厂、新疆农机厂等由上海迁入，新疆第一、第二建筑公司分别由长春、天津迁入，新疆冶金建筑公司由兰州迁入，新疆电力安装公司由西安迁入等等。这些人员和企业的到来填补了新疆工业的空白，为新疆经济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新疆建设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1962年，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考察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后，经请示国务院，提出动员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兵团开发建设的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上海市委的响应。10万上海知识青年因此来到新疆，成为兵团百万屯垦大军的有生力量，掀起了开发塔里木的新高潮。 在此期间，为了开发克拉玛依大油田，内地数万名建设者响应党的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各条战线汇集到亘古戈壁沙漠，用青春和汗水勘探开发大油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先后有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一百多万青壮年告别家乡，投身于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与新疆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融为一体，为开发边疆、建设新疆、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作出了贡献。